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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司法行政:與國俱進鑄輝煌 ——國慶70周年特稿

2019-09-30 19:52:16    來源:法制與社會    

云南司法行政:與國俱進鑄輝煌——國慶70周年特稿

文/本刊特輯

早在170萬年前就有人類(元謀人)居住的云南,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發祥地之一。這里歷史文化悠久,自然風光絢麗,少數民族眾多,因擁有無數獨一無二絢麗風景和民俗文化而素有“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等美譽。從歷史脈絡來看,云南早在夏商時期屬中國九州之一的梁州,殷周時期被稱為“百濮之國”,公元前3世紀成為古滇王國的疆域,秦漢時期開始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唐代起又相繼出現南詔國、大理國政權,元朝起由中央王朝設置省治并一直延續至今。而要回顧悠久璀璨的云南歷史,就不得不去審視云南在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其中就包括了隨著司法審判的產生而產生,并作為司法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司法行政制度。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都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又一直合而不分,這就使得常人很難厘清云南司法行政工作的歷史軌跡,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前乃至建國初期的云南司法行政發展史。所幸的是,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近年編纂出版的《云南省志·司法志》等多部圖書,均站在歷史高點上并施以適當筆墨,對秦漢時期以來的云南司法行政工作發展狀況進行細致梳理;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省司法廳編纂出版的《輝煌云南70年》《依法治省回顧與展望》等多部圖書,則濃墨重彩地描繪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來云南司法行政工作不斷乘風破浪、開拓進取的喜人局面。透過這些卷軼浩繁的史志圖鑒,云南司法行政工作長期堅持改革創新、與國俱進,不斷譜寫華章、鑄就輝煌的良好風貌,便全都紛紛躍然于紙上。

洪荒時代

據相關文獻顯示,古代云南因地處邊疆、民族眾多,自漢唐以來的中央王朝一直在這里實行羈縻或招撫政策,其實質就是進行招安使附與籠絡控制,即通過將當地土著貴族封以王侯,從而將這里納入朝廷管理,這便是宋代以后的幾個封建王朝所稱的“土司制度”。也正是因此,兩漢王朝在云南大地上先后建立的郡縣,大都是根據部族聯結的范圍來設置行政區劃的,由朝廷任命的流官負責按照中央王朝的規制管理郡縣的一切政務,同時任命當地部族酋長、土著頭領來充當王侯、邑君、邑長等角色,負責按照民族習慣法管理土著民族所在地區的一切政務。

不論是流官還是土著民族頭領,那時的地方官員都既管行政又管司法,或者說地方行政官員均兼任司法官員。中國歷史上地方官員的政績,一個十分重要的評價指標便是“訟清獄結”,即地方上訟案少、押犯稀,往往被看作是官員善于治理、政績突出的表現,“無訟”則是地方官員仕途上的最高追求,訟案多、押犯多在政績考核時得到的評價常常是負面的,這就要求官員們都能擔當好司法裁決的重任,確保地方上的老百姓都能“息訴止爭”。但古代官員多是靠熟讀“四書五經”出仕為官的,他們對律例很少會有專門研究,也就大都不懂法律,更沒有必須依法辦事的思維,而其“一方父母官”的權威是絕不容許挑戰的,這就很容易導致司法不公。

到了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受唐王朝扶持的蒙舍詔首領皮羅閣一舉兼并了其他5個烏蠻部落,在今天的大理市太和村建立了南詔國。這個在唐王朝支持下出現的地方民族政權雖然還出于奴隸制階段,某些落后地區甚至還停留在氏族制階段,但仍參照唐制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政權組織,包括前期設置的“六曹”和后期設置的“中樞九爽”,其中“刑曹”與“罰爽”正是南詔國的最高司法機關,“刑曹”的主要職責為“掌律、令、格、式,鞫獄定刑,督捕盜賊,糾遂奸非之事,以究其情偽而制其文法”,“罰爽”也主管刑獄、法律、訴訟事務,類似于中央王朝設立的刑部。此外,南詔國還設置了“同倫判官”“稽逋”“押衙”等諸多專事司法的官銜,用以執掌南詔法律。值得一提的是,南詔國是個軍政合一、軍刑合一的政權,其“大軍將”“都督”“節度使”等身兼地方軍政職責的一把手,除了執掌軍法以外,同時也對本轄區的刑事案件有審定之權。由于多部族、多部落的民族結構和與唐王朝及周邊國家、部族的關系十分復雜,南詔國從建立之初到滅亡的整個過程中都面臨著諸多社會矛盾,其法律體系與司法機構正是在調整內外部矛盾的過程中產生的,成了南詔政權實施有效統治的強有力工具。

有專家指出,南詔國是云南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以國家形式存在的地方割據政權,與以往的羈縻州縣制度不同,南詔國的形成,在法律運作上開始了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監督實踐活動,其法律制度在穩定社會制度、調整社會關系、鞏固政權和處理對外關系等方面均發揮出了積極作用。南詔律雖然與唐朝的唐律存在著密切關系,但由于蘊涵了豐富的地方特點,成為云南地方法制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繼南詔國之后,后晉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在云南大地上建立的大理國,同樣是我國西南地區的一個多民族地方割據政權,為了調整其內部、外部關系,大理國也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在云南法制史上同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然,大理國的法律制度有很多都繼承了南詔國的“遺產”,從而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與繼承性,但也有著自身的鮮明特點,如其主要犯罪有反叛罪、弒主罪、強盜罪、通奸罪、仇殺罪等,卻沒有南詔國的私通吐蕃罪、欺孤背約罪等;其刑罰方式主要有死刑、流刑、徒刑和杖刑,卻不像南詔國還有遷、分、贖、奪等附加刑,特有的刑罰方式是“廢為僧”“流死”“贖刑”等。

南宋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十萬蒙古大軍征服大理國。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元朝在大理國原境設置云南行省,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西南邊陲的統治。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元代著名回族政治家、“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赴任云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在全省設置了路、府、州、縣4級行政區劃,并在省里設置包括理問、副理問、知事、提控案牘等官職的“理問所”以執掌刑民訴訟及司法行政工作,在路級設總管府并置總管和“達魯花赤”各一員,在路下各州設“達魯花赤”一員為正職、州尹或知州一員為副職,府、縣除了設知府、知縣統管轄區內的一切政務,還分別設置“推官”一職以掌治刑獄。同時還在邊地民族地區另設宣慰司、宣撫司、長官司,由當地民族首領擔任首長,并按照當地的民族習慣法進行統治。

元朝在國家層面設置的最大司法行政長官是“札魯忽赤”,又名“札魯花赤”,此官職的漢譯名為“斷事官”,總領國家司法行政事務,以分封領民和刑罰為主要職掌。“達魯花赤”漢譯名則為“掌印者”,也就是督官,是代表成吉思汗的軍政、民政和司法官員,以蒙古國律令《大札撒》為根本,結合當地的同時慣例行使統治權。《大札撒》的特點是刑罰十分殘酷,死刑很多,并保留著很多的原始習慣,譬如“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相與淫奔者,誅其身”等等。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派大軍平定云南,在省級設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管全省民政、司法和軍事工作。其中云南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全省司法事務,內設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等機構,經歷司專門掌管收納文書與勘查刑名等事務,照磨所專門掌管照刷案卷等事務,司獄司專門掌管檢察監獄等事務。全省地方政權則改路為府、道,下設州、縣,在全省共設置了24個土流兼治的府署,并設立了由當地民族首領主政的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等34個土司衙署,以及150個土官,分別隸屬于兵部、吏部的土司、土官均以民族習慣法管理著一方的軍政司法事務。

清朝云南的省級政權,則設總督、巡撫統領全省軍政事務,下設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和司法工作,省下設迤東、迤西、迤南三道分駐今曲靖、大理、普洱三地,按兩司意旨考核官吏、管理錢糧收支及刑名等事務;全省共設置了14個府、5個直隸廳、4個直隸州、12個廳、25個州、40個縣,以知府、知州、知縣等地方長官管理所轄地區的一切政務,其中就包括了司法事務。但即便是在雍正年間“改土歸流”以后,云南境內的少數民族地區仍保留著一定數量的土知州、土知府、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土司土官,直到清朝末年仍有土官38人、土司17人,他們依然按照少數民族習慣法執掌著一方行政與司法大權。

到了封建王朝傾覆前的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伴隨著革命運動風起云涌,清廷被迫變法修律,在國家層面上改刑部為法部,管理全國司法行政工作;省級層面也改提刑按察使司為提法使司,主管地方司法行政并監督審判和檢察工作。也正是因此,云南省級政權的司法與行政第一次實行分離,提法使司成為云南省最高司法行政機構,其下設的司法、典獄二科則分別掌管全省司法行政事務和監獄工作。而在省以下的地方,除了昆明成立審判廳、檢察廳行使審判及檢察職權以外,其余各府、州、縣仍由知府、知州、知縣等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工作。

專家指出,綜觀古代云南封建專政的司法制度可見:秦漢以來歷代云南地方政權均實行封建專政的土流并存“雙軌制”政治體制,流官統治地區按國家統一法令進行統治,行政與司法合一,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不分,地方行政首長掌管一方行政、司法大權;土官、土司統治地區則由部族頭人、首領決定一切,按其習慣法進行統治。在封建專制統治時代,盛行刑訊逼供、罪從供定,人民只有招供的義務,沒有辯護的權利;刑罰制度野蠻殘酷,監獄暗無天日,省內許多地方還設有水牢、土牢等慘無人道折磨犯人的監牢。不過云南民間很早以前就存在排難解紛的調解制度,遇有田土、婚姻、錢債等類糾紛,往往通過鄰里親族或鄉官、頭人的調解求得解決,剔除其封建性內容,這種排難解紛、息訟止爭的形式,直到今天仍有可供借鑒的地方。

1911年10月30日的“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統治,隨后成立的云南軍政府成為全省最高軍政機關,下設司法籌備處、法制局、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等司法機構。民國元年(1912年)7月曾一度增設司法司作為云南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但翌年又改司法司為司法籌備處,民國3年(1914年)更是改設巡按使總攬全省政務并監督司法工作。地方行政區劃則廢除府、廳、州,設道留縣并保留邊疆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全省共設滇中、蒙自、普洱、騰越4道和97個縣,以及1個行政總局、17個行政委員、2個對訊督辦,各道道尹、各縣縣長以及行政委員、對訊督辦等地方行政官員全都兼理司法工作。1915年12月25日,云南發起“護國討袁”運動并宣布獨立,設云南軍都督府統率全省軍政事務,省、地審檢廳被裁掉,另設省司法廳統管全省司法行政及司法審判工作。“護國運動”于1916年勝利結束后,云南官制設置又生巨變,省司法廳被撤銷,省、地審檢廳又得以恢復,由審判機關監管司法行政工作。

此后的云南便陷入軍閥混戰之中,唐繼堯、顧品珍先后以靖國聯軍總司令官、滇軍總司令名義統轄全省一切軍政司法事務。直至1922年,重掌云南政權的唐繼堯才在新設的云南省公署下設立內務、財政、軍政、外交、交通、教育、司法、實業8司,其中司法司執掌全省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工作。唐繼堯于1927年被兵諫下臺并病逝后,原鎮守使龍云得以控制云南軍政大權,隨后制定的《云南省政府組織大綱》明確,改省政府各司為廳,由司法廳主管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并將云南高等審判、檢察二廳合并為云南省控訴法院,為全省上訴案的審判機構。地方政權則廢道設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縣、設治局及對訊督辦區,地方長官均監管司法工作。

國民政府于1927年統一全國后,各省地方審判廳改為地方法院,各級檢察處配置于各級法院之內。奉國民政府令,云南省裁撤了省司法廳,將云南控訴法院改為云南高等法院,兼管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從此,中央政府雖然實行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分離,在包括云南在內的地方則又恢復到了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的合一制,直到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全省都未專設司法行政機構。由此導致的局面是,在上個世紀40年代,云南省第一監獄和各縣130個監所,設在昆明、昭通、大理、寧洱、楚雄、麗江等10個地方法院的公證處,以及設在昆明市的20多個律師事務所,全都歸由法院部門來領導和管理,這無疑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正是在這樣的司法制度下,民國時期的云南司法機構和特設刑事法庭,乃至中統、軍統等特務組織,都專門鎮壓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當時雖有律師卻不準為被捕的革命人士與民主進步人士辯護,軍政官員和特務組織不僅直接干預司法機關的活動,還可以法外用刑,私設公堂和秘密監獄,任意逮捕、囚禁和殺害共產黨人、愛國民主人士與革命群眾。由此說明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雖然引進了西方的現代司法制度,較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政府有所進步,但其司法機關的本質仍是代表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鎮壓革命人士和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

而在上世紀40年代后期,云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農村武裝斗爭,在滇桂黔三省147個縣建立了14個游擊根據地,其中在云南境內相繼解放了60多個縣和10余個地區。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權時,各縣都設立了司法處或政法處等名稱不一的司法機構,此類機構都肩負著司法行政和審判工作職責,旨在維護革命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權益,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這樣的機構和職能,甚至一直維持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后。

黑鐵時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在這之前兩天,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剛獲通過,莊嚴宣告廢除國民黨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同時獲得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下設司法部為國家司法行政機關,負責主持全國司法行政事宜;地方司法行政機構則設在大行政區一級,省級設省人民法院,實行審判與司法行政合一制。

同年12月9日,時任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宣布云南和平解放,云南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云南司法行政工作也就此迎來了全新的發展階段。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司法組全面接管了國民黨云南省各級地方政府和省市法院、檢察院、監獄、看守所等舊的司法機關,并于兩個月后在昆明市建立了云南省人民法院(后更名為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設司法行政處專責管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

在解放初期,云南各地在接管舊司法機構、廢除舊司法制度后新建的司法機構,名稱、職責和隸屬關系都不統一,如有的稱人民法院或司法處,有的稱政法科或司法委員會,有的縣和設治局還由民政科或公安局兼管司法工作。云南省人民法院于1950年5月成立后,根據西南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關于建立人民司法組織機構的指示》,相繼在全省各專區設立省人民法院分院,并在昆明、個舊兩市設立市人民法院,各縣也在1953年底以前紛紛設立了縣人民法院。

我國第一部《婚姻法》于1950年5月頒布后,云南省司法機關即在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與民政、公安、教育等部門通力協作,會同婦聯、工會、共青團等社會團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婚姻法》普法宣傳,并派出工作組分赴滇東、滇南、滇西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推動“貫徹婚姻法運動”于1953年3月至5月在除少數民族地區外的全省各地蓬勃開展,同時依法處理了一大批離婚案件,懲處了少數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甚至傷害殘殺婦女的犯罪分子。

1953年4月,全省司法機關從上而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反舊法觀點和改革整頓司法機關的司法改革運動,揭露批判了不分敵我、主觀臆斷等舊法觀點和舊司法作風,清除了一批違法亂紀、劣跡昭著的舊司法人員及蛻化變質干部,挑選了一批優秀的工農分子和革命干部充實各級人民法院。同年6月召開的云南省第二次司法會議總結了司法改革的經驗,把司法行政工作的重點從側重組織建設逐步轉向人民司法制度的建設上來。隨后幾年里,全省各級人民法院都開始強力推行以公開審判為重心的人民陪審、辯護、合議等新的審判制度,積極建立健全城鄉人民調解委員會和人民陪審制度,以此鞏固司法改革的成就。全省城鄉人民調解委員會因而一路猛增至4400多個,選出的人民陪審員亦達17900多人,初步建立起了人民陪審制度。

由于人民民主政權在接管國民黨政府在云南的司法機構時,已依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廢除了舊的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按照司法部于1954年4月發出的《關于建立與加強公證工作的意見》,以及國務院于1956年1月批轉的司法部《關于建立律師工作的請示報告》,云南省自1954年4月起先后建立了人民的公證制度和律師制度。不過在最初一段時間,公證業務均由各級人民法院設立專職干部或指定審判人員兼職辦理,直到1957年昆明市才專設了公證處,更多縣、區仍由人民法院附設的公證室開展公證工作,重點辦理公私之間的經濟合同公證,對公民的民事權利義務公證辦得很少,后來才將涉及公民權利義務關系的公證工作等納入其中。

云南人民律師制度的建立亦可追溯到1954年7月,當時根據司法部《關于試行法院組織制度中幾個問題的通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處組成工作組到晉寧縣進行公開審判試點,曾在晉寧縣建立法律顧問處并試行律師制度。到了1956年7月,昆明市正式成立了法律顧問處,個舊、下關、楚雄、麗江等市縣隨后半年里也紛紛建立了法律顧問處,專門開展刑事辯護、民事代理、法律咨詢和代寫法律文書等律師業務,深受各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

我國第一部《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于1954年9月頒布實施,明確要求司法行政工作與審判工作分離。于是在1955年3月,主管全省司法行政工作的云南省司法廳組建成立,其主要任務包括:建立健全各地縣的司法機構;訓練與培養、調配干部;進行法制宣傳工作;建立新的人民律師工作與公證工作;加強司法機關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除了在省里設司法廳以外,昆明市也設立了司法處,其他地州中級人民法院均設立了司法行政科,各縣人民法院則設置專人管理司法行政工作,從而在云南全省初步形成了從省到專區、縣的司法行政組織體系。到了1956年前后,全省已經建成不同規模和形態的司法行政機構147個。

在省司法廳成立初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任務主要是管理司法干部及司法機關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云南省司法廳剛成立時擁有50人編制,干部大都是從法院及其他政法部門調來的,廳機關內設辦公室、人事處、財務科等管理處室,以及普通法院管理處、自治法院管理處、公證律師管理處等業務處室,其中普通法院管理處負責指導中級和基層法院刑、民政策及法律的貫徹執行,研究審判實踐經驗;自治法院管理處主管民族自治地方法院建設,調查研究民族自治法院執行民族政策情況;公證律師管理處主管公證、律師機構的建立及其業務的指導。在那一時期,我國的司法行政工作都是圍繞各級法院的審判工作展開的,二者各負專責、密切配合,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發揮了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務等作用。

為了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根據全國的統一部署,解放的云南先后在全省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三大運動。在土改運動中,全省各級司法機關或抽調干部直接參與土改工作隊,或與各縣黨政干部配合組建土改人民法庭,通過公開審判嚴懲那些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和一切破壞土改運動的犯罪分子。在鎮反運動中,全省司法干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和有關政策,審理和懲治了10萬余名罪惡累累的特務、匪首、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干分子。1955年7月,全省司法干警又在中共云南省委的統一領導下投入“肅反(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爭。翌年按照“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省司法廳與公安、檢察、法院部門相互配合,又對全省82個縣的5600多件反革命案件進行了復查,對查出的錯案都依法進行了糾正。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全省各級司法機關除聯系本單位的實際參加運動外,還在運動后期協助專署以上機關和工商戶違法案件較多的市縣建立一批“三反”和“五反”人民法庭,懲辦了一批干部職工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既嚴肅了國家法紀,又保障了經濟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當然因當時的法制還不健全,其間也難免出現了一些錯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陸續得到糾正。

然而因受“左”的指導思想干擾,到了1958年前后,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辦理公私之間經濟合同公證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個人財產所有權和涉及個人利益的民事法律關系也將消滅,沒有必要辦理公民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公證,于是在1959年,專設僅兩年的昆明市公證處遭到撤銷,全省各縣區人民法院附設的公證室也被撤銷,只保留了昆明、個舊兩市人民法院由審判人員兼辦涉外公證工作。與此同時,律師工作也被橫加指責為“喪失立場”“敵我不分”,是“為犯罪分子開脫罪責”,導致全省大多數律師被錯劃為右派,有的還被錯判為反革命分子而受到不公正的處理;一些未劃為右派的律師也因“不可信任”而被調離司法部門,結果是僅到了1958年5月,全省剛建立的法律顧問處便全部遭到撤銷,在此后20多年里都不再有律師制度,剛有起色的云南法治文明進步在這里又開了一次歷史的“倒車”。

有專家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新建的云南人民司法行政機構,在改革舊的司法制度,建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培訓司法干部,建立律師、公證機構,宣傳貫徹婚姻法,積極配合和參與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的斗爭及促進云南社會主義改造和法制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正當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開始走向正軌的時候,1957年夏季開始的“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卻使全省司法行政機構的建設受到嚴重挫折。據統計,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共錯劃右派分子120余人,其中大部分人被錯處送去勞動教養,有的甚至被錯誤地判刑勞改。司法部于1959年4月被撤銷后,全國司法行政工作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云南省司法廳也于同年7月被撤銷,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并歸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管理。從此,司法行政與審判機關又由分立制改為合一制,全省司法行政機關也因此中斷了20年之久,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得以恢復重建。

云南省司法廳被撤銷后,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雖設有司法行政處執掌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但在“反右派”和“大躍進”等各種政治運動中,因民主法制建設一再受到沖擊,所開展的司法行政業務并不多。尤其是在隨后到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全省公安、檢察、司法機關都被砸爛,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管理的司法行政工作也被徹底取消,歷史的“倒車”越開越遠。

1966年5月,正當新中國的國民經濟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一場長達十年之久,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由于沒有了律師制度,刑事被告人的辯護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就極大地方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并因此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有統計數據顯示,僅在“文革”的“劃線站隊”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云南的幫派勢力便通過肆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大搞刑訊逼供,直接和間接制造了1.5萬多件大大小小的冤假錯案,受到株連、遭到迫害的群眾多達138萬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1.7萬余人,被打傷致殘的有6.1萬余人……

這個在“十年浩劫”中用鮮血寫成的歷史經驗教訓充分說明: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必然會導致人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社會生產力也將遭到嚴重破壞;沒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健全司法制度,公民的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必然得不到保障。

青銅時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其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為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實現了黨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上的撥亂反正,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傳統,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我國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起點——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需要,切實加強司法行政工作,黨中央于1979年9月決定重建司法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委也于同年10月23日決定恢復重建云南省司法廳。同年11月17日,云南省司法廳在昆明市五一路253號正式宣告成立。

與建國之初設立的司法行政機關不同,此次司法部、司法廳的設立是依法進行的。就在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并實施了新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其中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按照國務院于1980年7月批轉的《司法部關于迅速建立省屬市(地區)、縣司法行政機構的請示報告》要求,全省地州市縣各級地方司法行政機構也得以迅速恢復和建立起來,全省地方司法行政機關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較大發展。在1980年內,昆明、東川、楚雄、迪慶、紅河、昭通、玉溪、曲靖、臨滄、保山10個地州市均建立了地市級司法局(處),綏江、祿勸、呈貢、晉寧等近40個縣市區也建立了縣級司法行政機構。在1981年內,又有大理、文山、西雙版納、怒江、德宏、麗江6個地州和新平、通海、華寧、江川等44個縣區建立了地市級司法局(處)或縣級司法行政機構。到了1984年,全省所有縣區都建立了縣級司法行政機構。不過在各縣司法行政機構初建時,有的稱司法科,有的稱司法局,名稱并不一致。在1983年的機構改革中,縣級司法行政機構統一改稱司法局。到1985年,云南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已全部建齊,共有省轄市司法局2個,地區行政公署司法處7個,民族自治州司法局8個,縣級司法局127個(其中含民族自治縣司法局29個)。

與全國各地司法行政機關一樣,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云南司法行政機關基本沿襲了50年代的職能,主要負責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管理和培訓司法干部,協同有關部門管理大專法律學系及政法干校,管理律師、公證工作,組織開展法制宣傳、法制教育活動和有關司法外事活動等。云南省司法廳重建初期的內設機構也僅為人民法院管理處、法制宣傳處、公證律師管理處、干部教育處、辦公室共4處1室,各地州司法局(處)的內設機構亦為辦公室、法制宣傳科、基層人民調解科、公證律師管理科等科室,縣級司法局同樣內設辦公室和公證律師、法制宣傳、基層調解等科(股),主管其轄區內的日常司法行政事務。

但在1982年以后,隨著國家首次進行機構改革,省司法廳的內設機構歷經了數次調整,如人民法院管理處改為人民調解工作管理處后又改為基層工作管理處,財務處更名為計劃財務裝備處,公證律師管理處分為公證工作管理處和律師工作管理處,干部教育處分為干部處和教育處,增設老干部管理處、監察處(后改為監察審計處),成立歸廳機關直接領導的云南經濟律師事務所和涉外律師事務所,創建《云南法制報》編輯部和云南政法專科學校(后更名為云南政法高等專科學校),成立云南省法學會和云南省律師協會……到1990年前后,省司法廳機關已經發展為2室9處,囊括了廳辦公室、政策法律研究室、干部管理處、法學教育管理處、律師工作管理處、公證工作管理處、計劃財務裝備處、老干部工作管理處、基層工作管理處、法制宣傳處、監察審計處等多個部門,廳機關編制也由之前的80人增加到了100多人。

與此同時,全省司法行政機關職能和任務也經過了幾度調整,如云南省公安廳依照公安部和司法部的聯合通知,整建制地將省勞改局和勞教管理機構移交云南省司法廳領導后,全省的勞改、勞動教養工作亦由公安機關移交司法行政機關領導和管理,各地州司法局(處)的內設機構中均增設了勞改勞教管理科;地方人民法院的設置、人員編制、后勤工作等司法行政工作則轉交給人民法院自行管理……經過一系列調整和改革后,全省的司法行政機關變得既有法律保障、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法律教育等職能,也擔負著刑罰執行和行政處罰強制執行的職能。

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云南司法行政機關都是邊建立機構,邊開展各項業務,依照司法部提出的“四個服務”方針,積極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服務,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為方便人民群眾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服務。及待90年代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相繼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后,全省司法行政事業更是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勢頭。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云南省司法廳的機構設置又有了新的變化。如1991年7月將勞動教養工作管理處從省勞改局中分離出來,成立了隸屬省司法廳領導的云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局;1992年6月改內刊《云南法學研究》編輯部為面向全國公開發行的《法制與社會》雜志社;1993年9月成立云南省公證員協會,同年10月撤銷政策法律研究室;1994年2月增設政治部以加強政治工作,下設干部處、組宣處、警務處和老干處;1995年1月改省勞動改造管理局為省監獄管理局,同年4月成立省人民調解員協會……到1995年底,云南省司法廳直屬單位已有省監獄管理局、省勞動教養管理局和云南政法高等專科學校共“兩局一校”,歸口管理的事業單位亦有省法學會、省律師協會、省公證員協會、省人民調解員協會、《云南法制報》和《法制與社會》雜志共“4會1報1刊”,廳機關職能機構更是發展為“1部1室13處”的規模。

與此同期,全省司法行政系統的機構建設等工作也得到了同步推進。如到1995年底,云南省在省以下地方建立的司法行政機構及事業單位,已有了地州市司法局(處)17個,縣及自治縣司法局127個,公證處149個,律師事務所245個,街道、鄉鎮法律服務所1180個,基層調解委員會16440個。全省共有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3616人,監獄部門人民警察11274人,勞教部門人民警察1310人,政法院校及《法制與社會》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263人,律師1221人,公證人員446人,說明全省從上到下均已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司法行政組織體系。

按照司法部1981年11月下發的《關于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云南省還一直堅持在公社、街道配備司法助理員,以之管理基層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和法制宣傳等工作,到1995年全省已擁有專、兼職司法助理員1963人,基本上每個鄉鎮(街道辦事處)都擁有一名管理基層司法行政事務的司法助理員。司法部1990年提出“凡有條件的地方可在鄉鎮法律服務所的基礎上建立司法所”的要求后,云南省還陸續建立了一批鄉鎮(街道)司法所,與公安派出所、人民法院派出法庭等機關共同構成基層政法體制。到1995年底,全省共建成鄉鎮(街道)司法所130個,在全云南1603個鄉鎮(街道)中的占比接近10%。為維護基層社會穩定,促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實現,云南還提出要全面加快司法所建設工作,力爭在2000年以前基本建齊。

在此期間,云南司法行政事業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首先是牢牢把握“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不斷改革和加強監獄、勞教工作,為維護全省政治社會穩定、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有統計數據顯示,在上世紀50至90年代,云南全省監獄、勞教累計收押改造罪犯60余萬名,教育改造勞教人員8萬余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省監獄、勞教機構認真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堅持“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不斷進行監所管理和教育改造的改革,加強依法、嚴格、文明、科學管理,切實提高教育改造效果。按照司法部“把勞改、勞教場所辦成改造人、教育人的特殊學校”的指示,全省監獄勞教部門都積極在監所中興辦特殊學校,使絕大多數罪犯和勞教人員能夠矯正惡習并學得一技之長,在回歸社會后成為有用之人;根據司法部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文明勞教所的規劃,全省監獄勞教部門還堅持用文明進步的思想、方式、方法改造罪犯和教育勞教人員,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改進監所管理條件,促使全省監獄、勞教所逐步向現代化文明監所的目標邁進,一批監獄進入部級或省級現代化文明監獄行列,一批現代化文明監區、文明勞教大隊也嶄露頭角。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全省各監獄、勞教所均保持著較低的犯人脫逃率和勞教人員逃跑率,刑滿釋放人員和解除勞教人員重新違反犯罪率也長期處在較低比率,大都被改造成守法公民,為社會創造和積累了一定財富,全省各監所也在歷次“嚴打”斗爭中均實現了司法部提出的“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改造好”等要求。

其次是法律服務工作迅猛發展,改革步伐逐步加大,服務領域不斷拓寬,律師、公證及基層法律服務工作已成為保障和促進全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法制力量。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需要,云南法律服務工作一直與改革同行,不斷進行自身建設和改革。如1984年將全省各地律師工作機構的名稱由法律顧問處改為律師事務所,1986年改革了律師事務所經費管理辦法和分配制度,1987年開始試行合作制律師事務所,1988年實行律師資格考試制度并進行律師專業職務評聘改革,1993年起大力發展合伙制律師事務所并逐步形成國資所、合作所、合伙所并存的新格局……到1999年,全省律師事務所已發展至308家,是1980年的27倍多;從業律師也增至2132人,是1980年的53倍多,全省律師年代理民商事案件23400余件,辦理刑事辯護案件12000余件、非訟法律事務8300余件,擔任法律顧問3400余家,在維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促進法律正確實施方面均發揮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同時全省公證體制也逐步向事業型中介組織形式轉變,公證業務由過去的單純辦理涉外民事公證向涉外和國內公證并舉的方向轉變,由民事公證為主向經濟公證為主轉變,由簡單證明向為社會提供多樣化服務轉變,服務領域不斷拓展,辦證質量不斷提高。到1999年,全省公證處已發展至151個,公證人員達500多人,年辦證65.3萬余件,為國家、集體和個人挽回和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鄉鎮(街道)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也異軍突起,成為云南法律服務體系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到1999年,全省已建成基層法律服務所1390個,擁有工作人員3625人,年協辦公證6.3萬件,辦理民事訴訟和非訟法律事務1.68萬件,調解民間糾紛19.7萬件。全省8個地州市、128個縣市區還全面開通了“1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把法律送到千家萬戶,及時解答人民群眾的法律咨詢,調處群眾的矛盾糾紛,為新時期司法行政工作開辟了又一個法律服務的新領域。

而后是普法教育、依法治理和法學教育全面向前推進,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明顯提高,為依法治省工作創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從1986年起,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連續實施了3個五年普法規劃,以干部和青少年為重點,組織全省2400多萬普法對象有計劃地學習了《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婚姻法》《合同法》《森林法》《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基本法律,各部門和行業還結合自身工作學習了有關專業法律,有力促進了全省廣大干部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也推動形成了全省各級政府和部門依法辦事、公民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良好習慣。根據普法與依法治理并舉的方針,全省基層、區域、行業三大依法治理工程也自90年代起加速推進,到1999年底已有16個地州市、109個縣市區、1379個鄉鎮街道辦事處、11027個行政村和5323個部門行業開展了依法治理工作,有力推進了依法治省進程。在法學教育方面,云南省在恢復重建司法行政機關后的20年里,不僅恢復了云南大學法律系和云南政法干部學校,還新開辦了云南政法高等專科學校、云南民族學院政法系,并大力發展法律專業成人教育,開考法律專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開辦云南省司法警官學校和云南政法干校等中等法律學校……到1999年,全省開設的大專法律專業教育機構已達16個,參加法律教育機構學習的學生達2萬余人,且在改革開放前20年里,全省各類法學教育機構累積培養出碩士研究生52人、本科生3217人、專科生10957人、中專生5362人,培訓司法干部25040人,蓬勃發展的法學教育工作,為全省各地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合格的法律人才。

此外是人民調解組織日益發展壯大,基層基礎工作得到加強,全省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已成為政法戰線維護城鄉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和睦團結的重要力量。眾所周知,云南各民族都有群眾自己調解民間糾紛的優良傳統,1980年全省各類調解組織恢復重建后,更是狠抓民間糾紛激化為刑事案件的預防工作。到1999年,全省調解組織已發展到1.6萬余個,人民調解員隊伍多達24萬余人,年調解民間糾紛24.22萬件,成功率達95%;年防止民間糾紛引起自殺1200多件,防止民間糾紛轉為刑事案件3000多件,防止群眾性械斗1000多件,同時通過幫教工作,協助有關部門妥善安置了一批刑滿釋放人員和解除勞教人員。通過對大量民間糾紛的妥善處理,有效化解了人民內部矛盾,筑牢了社會治安的第一道防線,維護了基層社會的穩定。與此同時,全省1354個鄉鎮(街道)司法所的相繼建成,也有力加強了基層基礎工作,促進了司法行政機關的建設和發展,為推進基層依法治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后是堅持以加強隊伍建設為根本,不斷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為完成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項任務提供了可靠保證。到1999年,全省司法行政機關隊伍(不含監獄、勞教部門)已由1980年的721人發展壯大為5402人,常抓不懈的思想政治建設也使全體干警的政治素質有了明顯提高。全省司法行政機關還加強了對在職干警的業務學習和崗位培訓,提高干警們的政策法律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使全省司法行政隊伍的業務素質和文化結構都有較大改善,廣大干警為云南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涌現出一大批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僅在1980年至1996年間,全省司法行政干警隊伍中就有700多個先進集體、4000多名先進個人受到省政府、公安部和司法部的表彰獎勵,榮獲省(部)級英雄模范稱號的有16人,他們的先進事跡,充分展示了全省司法行政干警的良好形象和嶄新風貌。

青銅時代

回顧云南司法行政工作在此前近半個世紀里走過的不平凡歷程可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已經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云南實際的基本工作思路,也積累了若干經驗和教訓。但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還存在著很多問題與不足,諸如干警隊伍素質尚待進一步提高,基層基礎工作尚需進一步加強,個別部門行業尚存不正之風、少數干警的違法違紀問題和腐敗現象尚須嚴加整治,監獄、勞教部門的現代化文明監所建設速度尚需加快,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務工作尚不能很好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新發展……在新世紀來臨之際,這些問題與不足都需要在工作中加以解決和彌補,這便說明新世紀的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任務注定會更加艱巨繁重,唯有以改革為動力進行真抓實干,以西部大開發促進大發展,才能迎來更輝煌的明天。

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司法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堅強領導下,云南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與發展進一步加速,司法行政工作的業務、職能得以豐富拓展,基層基礎工作得以全面加強,保障能力顯著提高,隊伍建設全面加強,全省司法行政體制機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為服務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維護邊疆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2000年1月,司法部在昆明召開全國司法行政系統信息工作會議,全國各省區市司法廳(局)相關領導赴滇參加會議,中辦、國辦相關領導也到會指導,云南司法行政工作的突出成就引起全國關注。

在2000年里,云南省司法廳積極傳達貫徹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和全國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座談會精神,總結經驗并研究部署相關工作,廳領導幾度深入昆明市五華區、玉溪市紅塔區和思茅、西雙版納等地調研依法治理工作,并就抓好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提出要求。同年10月召開的全省基層依法治理工作會議,也及時傳達貫徹了全國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座談會和全國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精神,專題研究全省城市和農村基層的依法治理工作。同時還主動聽取省、市政法各部門領導對云南省律師工作改革發展和強化管理方面的意見建議,積極向司法部和國家計委匯報云南政法干校選址另建與云南省建設毒品犯監獄及大型戒毒勞教所有關問題,在全系統內廣泛開展“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學習討論,在全省勞教場所開展“百日安全競賽”活動,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矛盾糾紛百日排查調處”活動,確定并開展全省四級司法行政機關“廳、局、所長接待日”活動,相繼舉辦全省司法行政系統第一期處級干部暨縣(區)司法局長培訓班和首期監所長、政委培訓班,召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信息工作表彰會、省級現代化文明勞教所及文明大隊命名表彰大會、全省“三五”普法依法治理檢查驗收工作匯報會、全省基層司法行政工作座談會等會議,司法行政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2001年,云南省司法廳召開全省勞教工作會議,回顧總結“九五”期間的全省勞教工作,安排部署新的工作任務;召開全省監獄勞教系統執法執紀專項教育整頓工作會議,安排部署全省監獄、勞教系統開啟了執法執紀專項教育整頓工作;召開全省法律援助工作會議,深入學習宣傳《云南省法律援助辦法》,總結過去3年里全省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相關經驗,表彰獎勵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成績突出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并對進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進行部署;召開全省監獄、武警看押部隊“三共雙爭創”活動現場會;召開外事工作會議,貫徹落實第十二次全國司法外事工作會議精神,回顧總結過去20年全省司法外事工作的基本情況和基本經驗,部署全省今后的司法外事工作;召開全省地州市司法局基層科長會議,貫徹落實中央“抓基層打基礎”的號召;召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律師科長會議,發動律師積極參與“嚴打”斗爭,并加強律師管理工作,推動國資律師事務所脫鉤改制工作和律師資格考試組織工作;召開第四次云南省律師代表大會和律師教育評查活動動員大會,選舉產生云南省第四屆律師協會理事會并部署全省律師行業教育評查工作;召開第六次全省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總結云南省“三五”普法的成就和經驗,表彰“三五”普法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研究部署“四五”普法工作;召開全省公證工作改革暨公證工作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會,對前一階段全省公證工作改革進行回顧和總結,部署安排攻堅階段的公證工作改革;召開“增強憲法觀念,推進依法治國”專家座談會,舉行云南省“四五”普法講師團成立儀式,正式啟動“12·4”法制宣傳日和“首屆云南省憲法宣傳周”活動。此外,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人民警察警容風紀和警車督察工作、全省司法助理員基本素質教育培訓考試考務工作、全省司法行政系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等諸多工作也得以全面推進,全省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呈現出了“齊頭并進”的喜人局面。

2002年新年伊始,云南省司法廳黨委便召開黨委會,專題研究和部署國家司法考試工作,決定成立省司法廳國家司法考試辦公室和國家司法考試中心(后改為國家司法考試處),專門負責全省國家司法考試的組織、管理、協調等各項工作。省司法廳隨后召開了法學教育迎新春聯誼座談會和全省律函教育工作會議,認真回顧總結全省法學教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分析和研究今后法學教育工作面臨的形勢和基本任務;召開全省法律援助工作會議,表彰全省法律援助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召開全省監獄、勞教系統執法執紀專項檢查動員會,在全省監獄、勞教系統開展執法執紀專項檢查活動;召開全省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會議,要求大力加強司法所建設,進一步推動全省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面發展;召開全省勞教系統管教工作研討會,專題研究如何加強管教工作、確保勞教場所安全穩定;召開省級現代化文明監獄、監區命名表彰大會,對創建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召開監獄系統確保黨的十六大期間監獄安全穩定工作會議,強調采取有力措施確保黨的十六大期間監獄的安全穩定。與此同時,省司法廳還就全省監獄勞教系統干警醫保、工人社保、監獄布局調整、監獄企業破產和云南省司法警官學校升辦為云南警察高等職業學院等有關問題向省政府各相關部門作專題匯報,就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羈押等問題與檢察機關和律師代表進行座談,與有關部門協調并決定在全省縣級以上城市統一開通法律服務專用電話短號碼“1234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首家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團——玉溪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團,也在這一年里宣告成立。

2003年,云南省勞教系統開展了為期4個月的“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積極創辦勞教工作特色”思想大討論活動。云南省司法廳結合云南實際,提出從機構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任務、領導體制、工作程序、硬件設施6個方面規范基層司法所建設。時任廳領導在到怒江、迪慶兩州調研時,強調邊疆民族地區司法行政工作要創特色、求發展;在深入保山、德宏的部分縣、鄉兩級司法行政機關和監獄、勞教所調研時,強調要抓好“依法建制,以制建村”這一個基礎,做好民主管理和村務公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提供優質高效法律服務、人民調解、幫教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六項工作。省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協調小組召開會議,集體討論修改了加強全省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的意見。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召開全省第一次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表彰大會,總結刑釋解教工作的成績和不足,明確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重點。省司法廳還召開了拓展和規范律師法律服務座談會,全省千名律師以“忠于法律、誠信執業”為主題的宣誓大會亦在昆明舉行。在這極不平凡的一年里,經受“非典”疫情考驗的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還歷經了多件盛事,如省政府同意云南省司法警官學校申辦為云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省司法廳主辦的云南省“法治之春”文藝調演隆重上演,全省首次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法制教育統一考試開考,同年7月啟動后經過3個月建設和試運行的云南司法行政網也通過專家驗收而正式開通運行,小龍潭監獄獲授部級現代化文明監獄而引發全省監獄系統學習,省司法廳監察室還被司法部授予“全國司法行政系統紀檢監察工作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2004年,云南省司法廳對全省司法行政系統處級領導干部進行了集中教育培訓,并召開律師工作座談會暨全省律師事務所主任培訓班,要求從6個方面加強律師隊伍黨建工作,還對做好敏感案件律師辯護工作進行了研究和討論。景東監獄罪犯殺害警察案于3月22日發生后,省司法廳及時召開會議,認真研究分析全省監所安全穩定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勞教場所安全穩定工作的通知》,廳領導隨后還持續深入全省監所檢查安全穩定工作,省監獄管理局也制定下發了《云南省監獄局突發事件處置預案》。與此同時,省司法廳還召開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警容警車現場督察工作會議,部署全系統警容警車督察工作;召開全省人民調解工作座談會,對在人民調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績的人民法庭和司法所進行表彰;舉辦全省司法行政系統政治處(部)主任、基層黨支部書記培訓班,拉開了全系統“云嶺先峰”工程建設的序幕;提出加強信息工作,不斷提高信息工作水平的五項措施;與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出臺了云南省人民調解工作四項制度;制定實施了《云南省事業體制公證處主任副主任聘任辦法》;建立了廳黨委領導基層工作掛鉤聯系點,每名廳黨委成員分別掛鉤一個基層司法局和一所監獄或勞教所;召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黨風廉政工作暨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會議,對全系統近年涌現的紀檢監察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及廉潔勤政領導干部進行了表彰;召開省毒品犯監獄和大型戒毒勞教所建設項目現場辦公會,聽取兩個建設項目現場施工狀況及建設進度情況匯報;召開全省律師隊伍建設工作會議,舉辦律師隊伍教育整頓活動骨干培訓班;召開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工作經驗交流現場會,對全省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工作進行統一部署;召開加強法律援助工作座談會,對做好全省法律援助工作進行探討;向全省首批公職律師、公司律師試點單位中的17名公職律師和21名公司律師頒發執業證書……

同樣是在2004年里,云南省監獄局決定在全系統監獄服刑人員中開展“四五”普法教育活動,旨在提高獄內服刑人員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監獄教育改造質量;制定了《關于貫徹落實〈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六項工程>的實施意見》,全力推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省勞教系統也積極推進“三個轉移”工作,以確保勞教場所安全穩定為前提,合理調整勞教經濟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教育挽救質量,安全生產與勞教經濟取得了較好成績。全省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實現了由調解一般矛盾糾紛向調解復雜、疑難矛盾糾紛的轉變,由單純調解公民之間的糾紛向調解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糾紛的轉變,由主要依靠道德、情理調解向情、理、法結合并主要運用法律手段調解矛盾糾紛的轉變,由口頭性、隨意性調解向程序性、規范性調解方向轉變,由單純的民間調解向與訴訟制度相銜接的調解制度的轉變。省司法廳還采取多條措施為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提供法律援助,并制定了《云南省司法廳實施行政許可公示制度》《云南省司法廳實施行政許可聽證制度》《云南省司法廳實施行政許可監督檢查規定》《云南省司法廳實施行政許可過錯責任追究制的規定》四項制度。省政府撥出專款對云南省監獄勞教系統在押罪犯和勞教人員進行傳染病普查,普查內容包括艾滋病、性病和結核病。全省第一支法律援助志愿者隊伍正式成立,云南大學法學院的151名學生被聘為首批法律援助志愿者。

2005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座談會、全國司法廳(局)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相繼在昆明召開或舉辦,云南省依法治理等工作情況受到了全國司法行政系統的代表們的高度關注。在這一年里,云南省司法廳還相繼召開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會議、全省律函工作會議、防治艾滋病工作座談會、“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動員大會、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黨風廉政工作會議、全省勞教工作會議、全省公證隊伍教育規范樹形象活動動員大會、全省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議、全省司法所建設工作會議、省法學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期云南省法律援助人員培訓班及第三次云南省法律援助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第三次全省人民調解員代表大會暨第五次全省人民調解工作表彰大會、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黨風廉政建設形勢分析會、全省第五次律師代表大會、云南省紀念普法20周年座談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就司法行政各項工作進行了回顧總結與安排部署;與省發改委、省財政廳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全省司法所建設工作的通知》,對全省司法所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建設標準、建設方式、資金投入、管理監督及組織實施等提出了明確要求。在全省監獄、勞教系統深入開展“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切實解決監獄、勞教執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并組織全省監獄勞教系統14374名人民警察參加了專項整改活動統一考試。在全省監獄、勞教系統開展警察練兵比武活動。在全省6個區市開展社區矯正工作試點,以期為全省社區矯正工作提供經驗。中共云南省委同年底召開的常委會議,也討論并原則同意了省司法廳提出的《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我省司法行政基層建設工作的意見》。

2006年,云南省司法廳開展了“法律服務規范建設年”活動,通過制定規章和行業規則,進一步規范法律服務人員的執業行為,規范管理活動,建立健全法律服務隊伍建設長效機制。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統舉行警司晉升警督和首次授予警銜人員考試的同時,中央編辦給云南監獄勞教系統增加的2500名政法專項編制也悉數分配到位。省司法廳還相繼召開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動員大會、稅務司法鑒定研討會、全省司法行政系統監獄勞教人民警察崗位練兵成果匯報演練大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并下發實施意見部署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與廣東、福建等省區司法廳聯合召開“首屆泛珠三角九省(區)司法行政合作聯系會議”并簽署《泛珠三角九省(區)司法行政合作框架協議》。同年6月,云南省委、省政府聯合轉發《省委宣傳部、省司法廳關于在全省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五個五年規劃》,標志著全省“五五”普法工作正式啟動。同年12月,全省法律援助機構也就進一步做好農民法律援助工作采取五項措施,包括完善工作機制、簡化辦事程序、暢通綠色渠道、完善服務網絡、建立典型案例信息反饋制度。省綜治委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領導小組亦召開專題會議,對全省當年開展安置幫教工作情況進行總結評估,并對次年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

2007年,云南省司法廳也相繼召開了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會議、司法行政系統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刑釋解教人員摸底電視電話會議、律師工作會議、公證工作會議、社區矯正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依法治省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州市司法局長會議、監獄勞教人民警察崗位練兵活動總結表彰大會、“三力(執行力、創新力、凝聚力)建設”主題實踐活動動員大會、首屆云南律師論壇等重要會議,并組織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干部職工進行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統一考試,舉辦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廉政法律知識競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于同年5月視察昆明市盤龍區的法律援助工作后,省司法廳安排部署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學習推廣“盤龍經驗”。且在這一年里,云南興天平律師事務所成為國內首家在越南設分所的律師事務所;省司法廳在云南外來投資服務中心設立服務窗口,派出律師開展法律服務工作;省律協與中國人保財險云南分公司簽署《云南省律師執業責任保險統保協議書》,建立起了律師執業責任保險統保制度。在簽署泛珠三角九省(區)省際邊界人民調解協作聯調協議的同時,省司法廳還正式開通“云南普法網”,舉行辦公自動化應用建設項目簽字儀式,在推進廳機關辦公現代化、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方面邁出堅實一步。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也發布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按照增強組織能力、物質保障能力、管理能力、服務能力和社會影響力等五項能力的要求,進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2008年,云南省司法廳積極探索解決司法行政機關機構和人員編制與職能不相適應問題,經省編辦批準,先后掛牌成立了云南省司法鑒定管理局、云南省律師行業執法監督辦公室、云南省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和警務督察總隊,其中省法援局是全國首家成立的省級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省司法廳隨后還相繼召開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開展集中排查化解涉法涉訴重信重訪案件專項工作會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科學發展大討論活動”動員部署大會、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信息工作暨電子政務建設會議、全省人民調解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全省州市司法局長會議、《云南司法行政年鑒》編纂工作會議、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全省律師行業黨建工作會議、貫徹執行律師法工作座談會,對各相關工作進行了研究部署。是年最值得關注的標志性事件是,經省民政廳批準,云南省公證協會州市辦事處首批8家單位依法辦理了社會團體分支(代表)機構登記手續,云南省在州市設立公證協會辦事處屬全國開創性工作,為全國加強基層公證行業監督管理提供了借鑒;云南首家律師集團“云南八謙律師集團”在昆明成立,打破了云南律師界“小而全、小而多”的格局,為云南律師行業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經營模式;時任全國普法辦副主任、司法部副部長張蘇軍在到昆明市盤龍區桃源社區參觀考察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時,對云南省的普法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云南省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成效顯著,自身特點突出,形式有了很大創新,制度化建設更是走在了全國前列。

到2008年底,云南全省監獄已發展到30個,勞教場所發展到14個,大部分監所都大力推進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管理,教育改造和教育挽救質量有了顯著提高,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也在全省各地普遍開展起來。全省各地監所建設經過調整和改擴建之后,面貌都已大為改觀,現代化文明監獄、文明勞教所創建工作也進展順利,其中小龍潭監獄和昆明市戒毒勞教所均被司法部命名為部級現代化文明監獄、文明勞教所,另有9個監獄、9個勞教所被命名為省級現代化文明監獄、文明勞教所,一大批監區、勞教大(中)隊則扎堆進入了現代化文明監區、文明勞教大(中)隊行列。全省律師事務所已發展到了419家,從業律師達3453人;公證機構發展到140家,從業公證人員達700多人;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到1178家,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3250人;省、州市、縣三級政府組建的法律援助機構達到146個,鄉鎮法律援助站達1368個,社會團體及高等院校建立的社會法律援助站達242個,擁有專職法律援助工作人員424人、法律援助志愿者814人,10年里累計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03724件,提供法律咨詢50余萬人次,受援人達10萬余人。經核準登記的司法鑒定機構達148家,執業鑒定人達2147人,年辦理司法鑒定案件5.4萬余件,鑒定結果采信率達98.2%。由此說明,云南全省公共法律服務機構日趨健全,隊伍不斷壯大,服務領域不斷擴展,已成為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云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力量。

同樣是在2008年底,云南全省已經建成鄉鎮(街道)司法所1376個,共有人員編制2889個,平均每所2.1人。全省共投放了2.2億元資金用于現代化司法所辦公用房建設,已有1040個司法所建成了現代化辦公用房,平均面積達到250平方米。全省共建成人民調解委員會16981個,擁有人民調解員19萬余人,人民調解組織已覆蓋全省廣大城市、農村,還建立了省內、省際行政接邊地區聯防聯調工作機制,基本上形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人民調解網絡,全省調解組織年調解民間糾紛40余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6%,被外國朋友稱之為“了不起的東方經驗”。由此說明,通過抓基層、打基礎,全省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日益活躍,人民調解工作更是被建設成為了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多年來,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堅持不懈地開展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全省民主法治建設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態勢,法學教育也取得新的進展。如在1986年至2005年間,全省已經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而從2006年起,“五五”普法也正在蓬勃開展之中。領導干部帶頭學法用法,增強了依法執政、依法決策的能力;在公務員中開展的“依法行政、執政為民”學習,也使行政人員和司法干部的公正執法水平進一步提高;全省公民普遍接受憲法和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相關的法律知識教育后,公民意識和法律素質明顯增強,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依法維權的新風尚正在形成。而在法學教育方面,截至2008年,省司法廳與西南政法大學合辦的云南函授站共培養法律大專生4500余人,法律本科生6500余人,在職研究生79人;中華律師云南函授站共培養法律人才8400余人;云南政法干校共培養中專生12532人,電大法律大專生1483人,培訓司法干部33730人,均為全省輸送了一大批合格的法律人才。

2009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廣大干部職工進一步團結拼搏、勤奮敬業,充分發揮職能,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司法行政事業取得長足發展。全省基層服務所共代理訴訟和非訴訟案件25395件,解答法律咨詢36萬余人次;全省律師共擔任法律顧問4567家,辦理刑事辯護及代理16742件、民事訴訟案件21734件、行政訴訟案件937件、非訴訟法律事務4673件;全省公證機構共辦理公證事項255240件;全省司法鑒定機構共完成司法鑒定委托事項57763件,采信率達99.2%。其中司法鑒定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全國率先解決了司法鑒定多名冊和其他類鑒定事項不確定等困擾司法鑒定多年的難題。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以推廣“盤龍經驗”為抓手,認真落實十項便民措施,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30868件,接待咨詢15萬余人次;健全和完善人民調解組織網絡,大力推廣“金平經驗”與“師宗經驗”,深入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大調處、大治理活動,共調解各類矛盾糾紛52萬余件,調解成功51萬余件,成功率98%;以“法律六進”為載體,深入開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密切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教育,推動“五五”普法規劃貫徹實施;進一步完善依法治省工作機制,扎實推進“依法治市”“依法治縣”創建試點工作;切實做好監獄勞教工作,認真開展監管場所安全大排查、大整改,確保了監所持續安全穩定;穩步推進司法行政體制機制改革,在省勞教局加掛云南省戒毒管理局牌子,設立省司法廳社區矯正工作管理處,全省30個監獄的體制改革方案基本完成;國家司法考試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全省共有10246人參加考試,2605人通過考試,通過率達25.4%;基層基礎工作更加堅實,第五批下達的305個司法所建設項目全面啟動;建立健全安置幫教工作機制,全省新增的17270名安置幫教人員安置率達89%、幫教率達98%;其他工作也不斷取得新的成績,如《法制與社會》雜志便榮獲了全國法制好新聞獎、云南期刊獎等6大獎項。

2010年,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各項工作繼續取得顯著成績。全省律師共擔任法律顧問5124家,代理民事訴訟23734件、刑事訴訟18742件、行政訴訟1237件、非訴訟法律事務5673件,為國家、企業和個人避免和挽回經濟損失近百億元;全省共辦理公證事項28萬余件,其中涉外公證23416件,發往全世界102個國家和地區使用;全省共受理司法鑒定委托事項5.7萬余件,采信率達99.8%;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30875件,受援人數達3.3萬余人,接待法律援助咨詢16萬余人次;454家律師事務所與561個基層司法所開展了結對幫扶活動,有力維護了困難群眾的合法權益;全省12320人參加國家司法考試,2481人通過考試;共建立勞動爭議人民調解組織108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73個,“廳機關百名干部進鄉村”活動帶動了全省近3000名機關干部、23萬名人民調解員進村入戶,深入推進人民調解化解矛盾糾紛“專項攻堅”和“百日會戰”,全省共調解各類矛盾糾紛121萬余件,調解成功率為98%;各地著力發揮法制宣傳的教育引導作用,加強對重點對象的法制宣傳教育,全省國家公務員和省屬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51萬余人參加了普法統一考試;全省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渠道不斷拓寬,幫教率、安置率分別達到97%和87%;全省監獄首次實現全年無罪犯脫逃的目標,主要監管指標達到歷史最好水平;各勞教(強戒)所積極挖潛擴容、完善設施、調配警力,全力完成強制隔離戒毒職能移交工作任務,并實現了“四無”目標;全省選派1000名勞教人民警察到司法所幫助工作,并爭取到949個事業編制充實到司法所;全系統共舉辦各類教育培訓班2816期,累計培訓10萬余人次,尤其是伴隨著機關公務員“忠誠教育”主題活動、監獄勞教人民警察“執法大培訓、崗位大練兵”活動、律師行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主題實踐活動和警示教育活動的深入開展,全省司法行政三支隊伍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依法執業的能力和水平均得到了顯著提升。

2011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以深入推進“法律服務邊疆行”等活動為載體,積極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著力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專題講座和培訓,總結全省“五五”普法工作成效與經驗,部署“六五”普法各項任務;對“三五”依法治省工作進行全面總結,對“四五”依法治省工作進行安排部署;加強對律師、公證、司法鑒定等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的指導,基層黨組織覆蓋面進一步擴大;舉辦各類培訓班1784期,培訓各級領導干部、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務工作者130835人次;建立了律師代理重大敏感案件、參與群體性事件處置的制度和機制,組建了“涉外訴訟律師法律服務團”積極為橋頭堡建設服務,全省律師共擔任法律顧問5422家,辦理各類案件51020件;開通了公證為橋頭堡建設服務的綠色通道,開展全省公證案卷質量專項檢查,完善公證投訴處理監管機制,共辦理公證25.6萬余件,其中涉外公證2.6萬余件;司法鑒定執業類別不斷拓展,全省共完成鑒定事項65606件,同比增長15.1%,采信率達到99.1%;開展了“法律援助一村一標牌”活動,設立云南省農民工法律援助維權中心,全省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31998件,同比增長4%,義務解答法律咨詢14萬余人次;基層法律服務所共擔任法律顧問2837家,辦理各類案件21218件;組織三類國家司法考試,16352人參考,考生人數創歷史新高;共建立各類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468個,全省人民調解組織共調解矛盾糾紛95萬余件,成功率98%;全省共建成社區矯正教育基地128個、服務基地172個、就業基地48個,有社會工作者4034人、社會志愿者19515人,推動社區矯正工作邁入規范化建設、制度化發展、目標化管理、信息化推進的嶄新時期;深入開展監獄、勞教(戒毒)系統規范化管理年活動,監所安全穩定長效機制不斷健全完善,教育改造質量和戒毒效果顯著提高,尤其是圓滿完成了全省強制隔離戒毒職能移交和強戒人員收治任務,積極探索完善了“三期六項一延伸”戒毒管理新模式。與此同時,全省司法行政執法監督、法制、計財裝備、對外交流與合作、理論研究、史志年鑒等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績,司法行政各項事業全面發展進步。

2012年,全省司法行政各項工作繼續取得新的成效。如普法宣傳向縱深發展,“四五”依法治省規劃和“六五”普法規劃順利實施;監獄勞教(戒毒)監管安全保持良好態勢,監管場所均持續實現“四無”目標,“三六一”云南特色戒毒模式推廣到了全國20多個省份;隨著法律援助“百千萬”“進山村”“上前沿”的活動在全省開展,法律援助應援盡援步伐加快,全省縣以上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已達200個,專職工作人員491名,群團組織社會法律援助機構更達632個,各類法援機構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38792件,同比增長了20%,接待群眾咨詢12.6萬人次;全省律師擔任法律顧問7134家,同比增長了32.6%,有力促進了各級黨委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并辦理各類訴訟案件51777件、非訴訟法律事務8686件;全省公證機構共辦理公證事項236931件,其中涉外公證28533件;全省司法鑒定機構共辦理鑒定委托事項67560件,采信率達99.2%;基層法律服務所共擔任法律顧問3119家,辦理各類案件26150件,解答法律咨詢25萬余件;2516人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推進人民調解組織入駐保監、商會等行業協會和新社會組織,成立首個村級個人調解工作室,設立首家民辦高校人民調解委員會,全省人民調解委員會已達17130個,共化解各類矛盾糾紛1060500件,同比增長了9.7%,調解成功率為98.07%;建立了省司法廳社區矯正指揮控制中心和省市縣鄉四級社區矯正動態信息監控系統,切實提高了刑釋解教人員信息核查質量和幫教水平;扎實開展了“監所安全穩定隱患百日排查整治”等活動,不斷創新罪犯、勞教和強戒人員的教育改造與矯治方法手段,監所規范化管理、教育改造質量和戒毒效果均得到進一步提升。

黃金時代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黨的十八大在北京召開,會議明確了“科學發展觀”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制定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方向,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有解讀指出,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格局,覆蓋了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4個方面的工作部署,依憲治國是核心、科學立法是前提、嚴格執法是關鍵、公正司法是防線、全民守法是基礎、依法執政是保證,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則是靈魂,我國的法治建設將由此呈現出一種全方位、全覆蓋的大格局與新氣象。隨后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還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成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抓手,這意味著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國家治理模式即將出現深刻變革,將對我國的司法環境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云南省司法廳黨委緊緊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始終堅持以變應變、以新應新,不斷增強司法行政工作的預見性和主動性,創造性地提出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云南現代司法行政體系的新思路和新舉措,組織帶領全系統廣大干警職工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緊緊圍繞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決策部署,以改革、創新、務實為統領,深入推進平安云南、法治云南和過硬隊伍建設,司法行政工作現代化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在省司法廳的堅強領導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突出思想引領,司法行政理念有了新提升;創新治理方式,維護社會穩定取得新成績;聚焦主題主線,服務發展能力實現新增強;聚力強基固本,基層基礎建設邁出新步伐;堅持嚴優并舉,班子隊伍建設得到新加強。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廣大司法行政干警職工、法律工作者積極推動地方立法,穩步推進重點改革,規范權力有效運行,全面夯實司法行政保障,持續強化信息技術支撐,傾力服務社會依法治理,創新服務法治社會建設,主動服務經濟轉型發展,著力服務保障改善民生,使得全系統思想政治工作進一步深化,隊伍內生動力進一步激活,黨風政風警風進一步轉變,現代監獄建設扎實推進,戒毒轉型定型全面鞏固,社區矯正管理規范有序,安置幫教作用持續發揮。覆蓋城鄉社區、滿足各領域各層次需求、體現公平正義價值追求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更是讓全省4800余萬各族人民群眾、各類社會主體在需要時都能獲得普惠、精準、及時和有效的公共法律服務。

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緊緊抓住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和加強法治建設創建平安云南的重大機遇,落實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省委政法委的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尤其是在8個方面實現了新突破。如在依法治省方面,首次組織了依法治省綜合調研、依法治省成員單位專題研討、依法治省專家咨詢,提出204條措施建議;起草上報加強依法治省的書面意見,在省委、省政府的相關意見中形成8個提升行動。在人民調解方面,創新“一員多用”機制,以579名人民調解員擔任人民陪審員;開發人民調解信息化管理平臺,打造以個人姓名命名的“個人調解室”146個,開通調解實務微博、微信的鄉鎮調委會突破1000個;全省共調解各類矛盾糾紛1075357件,同比上升1.4%,成功率98.25%。在特殊人群管理方面,首次對全省特殊人群進行專項集中排查,首次與省檢察院開展聯合執法檢查,編寫完成《社區矯正教育矯正大綱》;加強過渡性安置基地建設,狠抓必接必送工作,實現安置率達92.3%、幫教率達96.4%以上。在法律服務方面,首次籌建滇中產業聚集區(新區)法律顧問團,首次制定《律師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管理辦法》;全省律師共擔任法律顧問8473家、同比增長18.8%,辦理各類案件72933件、同比增長7.9%;首次建立當事人婚姻信息共享和查詢機制,首次建立公證檔案規范管理機制,全省共辦理公證業務324352件,同比增長36.9%;首次制定發布《關于建立司法鑒定工作協作機制的意見》,共完成司法鑒定委托事項77265件,同比增長14.36%,采信率99.14%;全面推進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窗口和工作站規范化建設,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53873件,同比增長39%;開展“提高基層法律服務質量年”專項活動,全省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共擔任法律顧問6548家、同比增長1倍以上,代理各類案件21593件;13392人參加國家司法考試,2766人考試合格。在監獄管理精細化方面,首次推進監獄執法、教育改造、安全防范“三個精細化”,連續3年全面實現“四無”目標;扎實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活動和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健全規范化精細化管理“11個標準”;選取首批17所監獄對外開放深化“獄務公開”;建成心理健康指導中心24個,心理咨詢師獲證人員達2741名,為司法部規定標準的2.5倍;組織罪犯職業技能培訓,19704人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在強制隔離戒毒方面,狠抓場所安全穩定,連續6年實現“四無”目標;堅持隨送隨收、應收盡收,收治量居全國第二;探索形成“391”戒毒模式,提升戒毒質量和實效;將戒毒人員列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范圍,實現應保必保、全員參保;推進戒毒人員職業技能培訓,1084人獲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在基層基礎建設方面,積極完成13個“國門”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提升工作;在年度預算外爭取到各類資金3585萬元,歸還歷年欠債后首次實現“零債務”;全省司法行政業務經費保障總額達34512萬元,同比增長20%;爭取全省司法業務用房建設項目23個、總投資6774萬元,同比增加近4倍。在司法行政隊伍建設方面,首次制定下發一系列作風方面的制度規定;首次建立省司法廳及直屬機關民警國家法定節假日期間到監所一線值班跟班工作制度;全系統共舉辦培訓班1318期77264人次;加大反腐倡廉建設力度,加大廳管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力度和查辦案件力度,共立案查處案件24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7人,問責27人。

與此同時,全省司法行政系統2013年還在組織實施8項重點工作項目上取得了新進展。一是十大律師法律服務團集中服務活動;二是強化了政法部門的合作機制;三是集中組織開展了8項重點工作試點,試點經驗均得到省級分管領導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逐步推廣;四是成功舉辦云南省公訴人與律師論辯大賽;五是整合強化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信息化建設;六是組織策劃云南省“以案說法·反腐倡廉”大型巡回展活動;七是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八是主動爭取省委省政府出臺意見,從14個方面把加強司法行政作為促進依法治省的重要任務進行部署,促動省級財政每年多安排3000萬元資金用于補助全省司法行政各項工作。

2014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和改革創新,著力整體聯動和項目推進,在推進13項重點工作上取得了新成績,在推動跨越性、創新性、聯動性項目上也取得了新成效,全省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再次取得了長足進步。這13項重點工作,一是爭取省委、省政府首次召開全省加強司法行政促進依法治省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協調省委、省政府督查室對各地貫徹《意見》情況進行全面督促督辦。二是搭建司法行政體制改革領導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三是配合完成中央關于依法治國調研任務,組織召開省委依法治省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并印發依法治省工作要點,首次與各州市黨委和成員單位主要領導簽訂依法治省工作責任書;與省級司法機關共同研究提出22個依法治省聯動互助協作項目,組織完成云南省“以案說法·反腐倡廉”大型巡回展州市巡展,制定下發《關于深入推進“誰主管誰普法、誰執法誰普法”工作的通知》,舉辦全省“弘揚法治精神,構建和諧社會”主題普法志愿服務活動周啟動儀式。四是完善基層“大調解”工作格局,設立縣、鄉社會矛盾調處中心113個、1084個;創新人民調解員“一員多用”機制,以23801名人民調解員擔任10413個社區(村)網格管理員;首次實現全省17056個人民調解委員會、203764名人民調解員信息全部錄入人民調解管理系統和持證上崗,以及州(市)人民調解員協會全覆蓋;進一步打造“個人調解工作室”和實務微博微信網絡平臺。五是全省律師事務所和律師首次開展“百企百顧問”活動,為企業避免和挽回經濟損失近30億元;組建“同心·律師服務團”并與14個縣簽訂對口幫扶協議;啟動首次“千名律師進基層”活動,首次消滅了無律師縣;組織開展公證機構對口幫扶,被幫扶邊疆貧困縣公證機構業務量同比增長13.6%;司法鑒定統一規范管理水平不斷提升,司法鑒定采信率達99.65%;實施基層法律服務“三個一”工程,9233個村(居)委會有了法律顧問。六是在全省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2093個、村(居)法律援助便民服務點13078個;把《云南省法律援助條例》翻譯成11種少數民族文本印制發放;在全國率先開通法律援助互聯網及手機和微信服務平臺;首次與省移民局聯合建立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移民法律服務機制;共辦理法律援助82363件,同比增長32%,增幅居全國前列、西部第一。七是推進社區矯正機構“隊建制”,7個州市、65個縣區、482個鄉鎮分別成立社區矯正執法支隊、大隊和中隊;聯合省檢察院開展社區矯正執法大檢查;首次與云南省心理學會開展社區服刑人員心理矯治工作項目合作;首次啟動社區矯正綜合矯治場所建設,完成縣區、中心鄉鎮試點工作;首次選派220名監獄戒毒人民警察到各州市、縣區司法局參與社區矯正工作。八是順利完成云南監獄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一次向省外調遣罪犯;扎實推進規范化精細化建設,教育改造工作進一步加強;制定《關于推進全省監獄對外開放工作的意見》,25所監獄分兩批對外開放;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整治活動;全省監獄連續6年全面實現“四無”目標。九是聯合相關部門制定出臺戒毒人員診斷評估實施細則;為戒毒人員購置醫保卡3.5萬余張;著力完善“391”云南戒毒模式,在11個州市建立50個后續照管工作站;全省強戒所連續7年實現“六無”目標等;爭取省政府首次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強制隔離戒毒工作的意見》;首次在全省14個強戒所開展全覆蓋、地毯式、拉網式安全大排查大檢查。十是開發升級全省社區矯正管理系統平臺;建設遠程探視幫教系統對接129個縣區司法局和30所監獄;人民調解系統初步實現網上排查、網上統計、網上管理等功能,法律援助管理系統硬件平臺搭建完畢,開發上線公證信息共享系統和公證管理信息系統;省一監等10個監獄改擴建項目扎實推進,完成29所監獄信息化綜合布線和安全技術防范系統建設,建成指揮中心30個;完成強戒所場所布局調整和建設投資近2億元;首次采取“32+1”的模式啟動首批33個社區矯正和刑釋人員幫教示范基地建設;爭取司法部加大對建設西南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訓基地的幫助扶持力度,省政法干校首次承辦3期全國司法行政系統業務培訓班。十一是深入開展“增強黨性、嚴守紀律、廉潔從政”專題教育活動,首次對系統內各單位部門進行專項突擊督查;繼續落實機關民警值班跟班制度;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反對“四風”成效明顯;首次實現監獄系統和省直戒毒系統基層單位領導干部之間的輪崗交流;首次在全省開展先進典型宣講競賽活動并組織獲獎選手分赴各州市開展宣講;首次實現崗位大練兵全覆蓋、全員參與、全面聯動,參訓者達67000余人次,圓滿組織完成崗位大練兵活動匯報演練。十二是認真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狠抓廉政制度規定貫徹落實,給予黨紀處分19人、政紀處分58人。十三是在各州市隨機抽取了1574卷行政執法案卷進行集中評查,涵蓋了公安、工商、食藥監、國土、交通等10余個行政執法部門;首次開展1000件人民調解案卷質量集中評查,全省優秀案卷比例達62.5%;首次開展1000件法律援助案卷質量集中評查,優秀案卷比例達64.4%、群眾滿意度比率更達98.3%。

在2015年里,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進一步發揮司法行政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作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專心謀事、用心干事,深入推進法治建設、平安建設和過硬隊伍建設,聚焦27項重點工作任務,責任明確地扎實抓好工作落實,使得全省法治宣傳教育繼續深化,法律服務體系逐步完善,刑罰執行工作更加規范,強制隔離戒毒加快發展,司法行政改革有序推進,基礎保障條件持續改善,隊伍整體素質明顯提升,司法行政各項工作均取得了新進展、新成效,為云南全省社會安全穩定、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安康幸福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法治宣傳教育方面,省司法廳認真履行法治宣傳教育專項組職責,建立健全專項組協調機制和工作規則;推廣運用“五用”工作法開展民族地區法治宣傳教育,扎實推進“法制走邊關”“百村千組”“法律進宗教場所”等活動和“千里邊疆法治文化長廊”“民族法治文化廣場”等陣地建設;推進法治企業等行業法治創建窗口單位建設,推動法治“進課堂、進教材、進頭腦”,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進一步提升;大力推進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落實,初步構建了普法責任主體明確、普法資源有效整合、執法普法有機聯動、普法任務全面落實的“大普法”格局;傾力打造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移動終端“五位一體”的“法治在線——以案釋法”公眾法治宣傳平臺,深入開展“云南司法行政惠民實踐”主題采訪活動;建成云南普法微信公眾平臺,全方位、多角度、寬領域普及法律知識;建設法治宣傳教育思想庫和智囊團,與云南大學共建“云南省法治宣傳教育研究中心”,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法治宣傳教育的理論、制度和實踐前沿問題;組織開展全省“六五”普法規劃檢查驗收,規劃任務全面完成。

在法律服務方面,推動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向農村、基層、貧困邊遠地區傾斜,服務體系向特殊群眾、弱勢群體和基本民生領域延伸,加快構建符合云南省情、覆蓋城鄉、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搭建公益法律服務平臺“6+2”模式,成立91個工作站為全省各類貧困群體提供法律服務;扎實開展“百企百顧問”活動,為企業避免和挽回損失約30億元;積極推進“千名律師進基層”、律師駐點執業、公證結對幫扶、司法鑒定認證認可和能力驗證、基層法律服務“三個一”等活動,全省律師辦理案件1.9萬余件、擔任法律顧問8764家,公證機構辦理公證事項38萬余件,司法鑒定機構辦理鑒定委托事項9.54萬件,基層法律服務代理(非)訴訟事務3.3萬余件,法律援助機構受理案件8.18萬件;國家司法考試標準化考場全覆蓋和試卷保密室監控全聯網順利推進;組織開展“化積難案件、促平安和諧”專項攻堅活動,設立行業性專業性調委會858個,調解矛盾糾紛86萬余件,成功率98.2%,“第一道防線”更加穩固。

在刑罰執行方面,全省監獄系統不斷健全教育改造制度機制,初步形成具有云南特色的罪犯改造質量評估工作體系和罪犯教育改造大格局,罪犯改造質量不斷提高;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嚴格依法收押、監管、釋放罪犯和部分服刑罪犯特赦工作,依法辦理減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案件,完善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和暫予監外執行委員會工作機制;加強“四防一體化”建設,扎實開展“違規品、違禁品”專項清查、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和“鐵壁2015”實戰演練、消防安全演練、安全生產突發事件應急演練,強化與武警部隊共建共管共保安全機制建設,全省監獄連續7年全面實現“四無”目標;加強罪犯生活保障,獄內傳染病發病率和罪犯病亡率連續下降;加強罪犯勞動改造,罪犯勞動保護、勞動分類分級管理、勞動改造效果評估不斷強化;社區矯正執法水平不斷提升,入矯教育、日常教育、解矯教育進一步規范,提級管理繼續推廣,社區矯正獎懲審核和社會調查評估審核委員會逐步健全;強化實時監控,實行GPS手機定位管理;加強排查管控,開展脫管漏管專項清查整治和違法違規行為調查處理;加強安置幫教,實施延伸幫教、結對幫教、分類幫教、跟蹤幫教,幫助落實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和醫療、教育、臨時救助等政策,全省刑釋人員安置率達95.8%、幫教率達97.4%。

在強制隔離戒毒方面,全省戒毒系統大力加強教育矯治、戒毒醫療、康復訓練工作,繼續完善“391”戒毒模式;健全教育矯治工作體系和規范化制度,在全國率先分片區創立4個優秀心理咨詢師工作室,試點開展拒毒訓練功能室建設,加大后續照管,探索建立了49個后續照管工作站;開展生活衛生標準化管理試點和社會化醫療試點,落實戒毒人員生活保障,對脫毒治療、艾滋病等病患人員給予充分的生活關懷;修訂完善強戒場所《生產勞動工作規范化精細化管理標準》,制定《生產勞動工作管理流程》,引進“安全性、環保性、習藝性、效益性”兼顧的習藝生產項目86個,提供習藝勞動和技能培訓崗位2.9萬余個;推進安防體系建設,健全安全穩定長效機制,完善應急處置預案,配備毒品檢測儀、手機探測儀、緝毒犬,開展安全穩定大檢查大排查、專項督查和清查等活動,全省戒毒場所連續8年實現安全穩定。

在司法行政改革方面,落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任務,全面梳理行政審批職權,確認司法廳權力清單事項46項;深入推進獄務公開,組織制定獄務公開實施意見,修訂完善罪犯獎懲考核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建立完善監獄分級管理和罪犯分押分管制度,健全執法辦案責任制;完成監獄企業資產劃轉,“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范運行”成果不斷鞏固,經濟運行質量不斷提升;完善社區矯正制度,推進社區矯正機構“隊建制”,建成5個支隊、69個大隊和711個中隊;全面貫徹省政府加強強制隔離戒毒工作的意見,落實各項政策措施;深化律師制度改革,完善律師執業保障機制,對構建司法人員和律師的新型關系、保障律師執業權利、規范律師執業行為等提出26條具體措施;爭取省兩辦印發《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意見》,對支持法律援助發展作出19項制度安排;啟動申訴法律援助試點工作,規范應援盡援工作;改革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完成省政府立法項目《云南省司法鑒定管理條例》的立法事項。

在基層基礎保障方面,深化省級規范化司法所創建活動,重點完善“四室一站”功能設置和所務管理,完成第二批“國門”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提升的考評驗收,組織實施第三批“國門”司法所規范化提升工作;全力推進中央下達的79個司法業務用房建設投資項目;推進社區矯正場所建設,建成25個“一體功能”的社區矯正教育和刑釋人員幫教基地及61個功能設施齊備的心理咨詢室;省一監等改擴建工程順利推進,省四監等建設規劃取得實質性進展;積極爭取省政府批準在昆明新建一定收治規模的省直屬特殊病強戒所,在吸毒人員投送基數較大的州市和縣區建立強戒所;省政法干校完成整體搬遷;統籌推進信息化建設,組建省司法廳科技信息處(云南省司法行政系統應急處突指揮中心),完成司法行政綜合信息系統管理平臺一期項目建設,實現監獄專網、戒毒專網整體接入司法行政網,建成與省級政法部門信息資源共享的數據平臺;全省社區矯正系統實現升級換代,人民調解信息網絡系統初步建成,公證綜合管理信息平臺一期工程完成;建成遠程探視幫教系統,實現縣級司法局與監獄的全面聯通;完成監獄信息化一期工程,刑罰執行信息化應用深入推進,強戒系統信息安防設施建設全面開展。

在隊伍建設方面,扎實開展“三嚴三實”和“忠誠干凈擔當”專題教育;全系統各級黨委“一把手”帶頭講學習、講黨課,黨員干部11.76萬人接受教育;舉辦5期處級領導干部培訓班,對721名處級干部集中輪訓;推進崗位練兵與警銜晉升培訓相結合,編纂下發新的警銜培訓教程;完成上級調訓125人次,舉辦培訓班25期,培訓干警和法律服務工作者5839人次;組織開展“司法行政與夢想同行”文藝競賽活動,拍攝制作《亮劍揚警威》《堅守與忠誠的贊歌》等宣傳片和畫冊;加大干部選拔和輪崗交流力度,共調整干部186名;認真開展“掛包幫、轉走訪”,傾力幫助扶貧掛鉤點脫貧脫困;建立“三機關兩學校”聯動互助工作機制;全力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探索和創新教育治本、制度預防、監督保障措施;扎實開展“六個嚴禁”專項整治,并創新監督方式,派出4個巡查組進駐8個基層單位進行全面巡查;配合完成“金色熱線”直播節目,辦理、回復群眾訴求51件,滿意率達96%;組織8名廳管干部向廳紀委擴大會議述廉,完成廳管干部離任經濟責任審計22人次,提出審計建議157條。

鉆石時代

2016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統把防控風險、服務發展、破解難題、補齊短板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化思想政治和紀律作風建設,在抓搶機遇中辦大事,在維護穩定中促和諧,在服務經濟民生中求實效,有力推動了司法行政各項工作的發展,開創了云南司法行政工作的嶄新局面,順利實現了“十三五”的良好開局,為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營造了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在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里,省司法廳黨委堅持抓班子、帶隊伍、強素質、樹形象,深化對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學習,扎實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加強紀律規矩教育;扎實推進“基層黨建推進年”活動,健全落實管黨治黨責任,制定了全系統社會組織黨組織建設覆蓋提升行動實施方案,成立了省司法廳社會組織黨委,律師、公證、司法鑒定行業社會組織黨組織覆蓋率提升至88%,全省法律服務行業黨的工作實現了全覆蓋,完成761個基層黨支部換屆工作,推進軟弱渙散黨組織整頓;創新開展全系統省直單位干部推優工作,強化黨委選人用人領導和把關作用,做好干部培養、考察與推薦工作;認真開展糾正“四風”問題“回頭看”,開展“六個嚴禁”“不作為、亂作為”“小金庫”清理整頓等專項整治,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堅持從嚴查處,對16個監所開展全面巡查,全系統黨的建設得到全面加強,黨風政風警風行風明顯好轉,為司法行政事業發展積累了強大能量。

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還堅持把夯實基層基礎建設作為增強長遠發展后勁的基本保障,全面加快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建設,促進司法行政事業又好又快發展。如加強司法所規范化創建,在西南地區率先制定出臺全省統一建設指導標準;全面推進縣級社區矯正綜合執法場所建設,探索社區矯正和刑釋人員幫教基地運行機制。全系統有72個項目納入國家政法基礎設施建設“十三五”總體規劃項目庫,總投資44.8億元,含司法業務用房建設項目47個、監獄布局調整項目11個、戒毒場所建設項目14個。全省司法行政系統應急處突指揮中心一期項目建成并投入運行,司法行政網、監獄網、戒毒網實現“三網合一”,司法行政內網工作平臺、外網門戶網站、OA協同辦公系統完成初步開發和上線試運行,社區矯正系統實現與司法部業務對接和數據共享,人民調解員信息化管理系統完成移動終端APP試點測試,監獄服刑人員專網建設全面展開,強戒人員信息登記系統完成升級改造,強戒場所智能安防平臺項目建設順利推進。

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始終把增強群眾幸福感、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扎實推進法治宣傳、法律服務和安全穩定工作。如在監獄工作中開展監管安全找短板、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整治等專項活動,構建集管理、防范、控制為一體的安全管理體系,推進安全警戒設施完善達標,順利完成部分獨立監區轉移搬遷和罪犯調遣工作,全省監獄持續安全穩定,連續8年實現“四無”目標。在強制戒毒工作中完善場所安全檢查細則、收治中心管理規范等制度,健全安防體系和應急處置機制,開展“兩違品”專項清查活動和違法犯罪線索深挖工作,加大對傳染病的監測和防治,完善“391”戒毒模式,推行特殊類人員集中管理,推動戒毒扶貧工作,在提升教育戒治工作質量的同時,也實現了場所持續安全穩定。在社區矯正工作中強力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組織開展規范化執法培訓暨崗位練兵活動、集中清理判處實刑罪犯未執行刑罰專項活動和社區矯正執法檢查活動,啟動電子手環定位試點,開發社區矯正心理測評軟件,推進社區矯正機構“隊建制”,繼續選派人民警察參與社區矯正工作,抓好重點時期排查管控,規范社區服刑人員日常表現考核,啟動社區矯正和刑釋人員幫教基地“民辦非企業”試點。在人民調解工作中進一步完善調解組織網絡,促使人民調解組織向人民團體、行業協會、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延伸,完善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健全“三調對接”平臺和銜接配合機制,推進人民調解員“一員多用”機制建設,聚焦重點領域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推動人民調解向諸多領域拓展,全年共調解糾紛811700件,成功率達98.37%。著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出臺意見規范實體平臺基本建設標準和形象標識,扎實開展公益法律服務活動,成立律師參與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法律服務中心,打造“數字電視法律援助”宣傳平臺和“云嶺先峰”法律援助便民平臺,升級“12348”法律援助服務熱線,創新開展“律師服務精準扶貧”活動,成立省律協南亞東南亞法律服務中心,開展對外法律服務和交流活動,年內全省律師共辦理訴訟案件90879件、非訴訟法律事務9558件,擔任法律顧問10350家;公證機構辦理公證事項40萬余件,司法鑒定機構完成委托事項9.7萬余件,基層法律服務所辦理訴訟及非訴訟法律事務7.3萬余件,法律援助機構共辦理案件67684件。

此外,全省司法行政系統還全面啟動“七五”普法工作,制定出臺了“七五”普法規劃。省司法廳認真履行法治宣傳教育專項組職責,著力健全法治宣傳教育運行機制、主體責任和公益法治宣傳等制度,完善法治宣傳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普法責任清單制度,推進“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落實,推廣應用國家工作人員網絡在線學法考試系統,完善云南普法微信公眾平臺功能,全面開通“法治在線—以案釋法”宣傳平臺,組織媒體開展系列主題采訪活動,廣泛開展各類主題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和群眾性法治文化活動,深化“法律六進”活動內涵與外延,積極開展切合實際、特色鮮明的部門、行業依法治理,全省法治宣傳取得了新的成績。

在緊隨其后的2017年里,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監獄工作全國一流、戒毒工作全國前列、司法行政各項工作西南領先”的奮斗目標,不斷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充分發揮司法行政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作用,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與全省戰略,在服務大局中搶抓機遇,在聚焦主業中真抓實干,在穩中求進中狠抓實效,各項工作取得了新的進步。全省律師辦理各類訴訟案件96965件、非訴訟法律事務29831件,提供咨詢和代寫法律文書203196件,擔任法律顧問11376家;公證機構辦理公證事項485664件,其中涉外公證事項39594件;司法鑒定機構完成委托事項100991件;基層法律服務所辦理訴訟及非訴訟事務33830件;法律援助機構辦理案件55833件,受援群眾58835人次,提供法律咨詢178280人次,為群眾挽回損失或取得利益45249萬余元;人民調解組織共調解矛盾糾紛677679件,調解成功率達98.33%。

全省各監獄單位在2017年里積極推動從“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底線安全觀向“為社會提供不再重新違法犯罪的守法公民”的治本安全觀轉變,不斷加強獄情、犯情分析研判,規范獄內偵查工作,強化罪犯排查管控,嚴格“兩違品”清查整治。成功處置“5·02”脫逃罪犯追捕工作,深刻吸取案件教訓,深入開展為期3個月的安全穩定隱患集中大排查大整治專項行動、迎十九大“百日安全”競賽和黨的十九大安保維穩信訪督查等活動,建立健全安全穩定隱患排查防控長效機制。始終保持對獄內恐怖活動與宗教極端活動的嚴打高壓態勢,健全完善監獄反恐怖防控責任體系。統籌運用好懲罰與教育改造兩種手段,加強罪犯法治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技術教育,突出分類教育,重視罪犯的職業技能培訓,加強心理咨詢和危機干預。加強執法管理,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認真做好新刑事司法政策宣傳執行等工作。

全省各強戒單位在2017年里也大力推進戒毒工作規范化建設,編制《云南戒毒工作手冊》,規范強戒所53個系列153個崗位職責、325個工作流程和1470條考核驗收標準,嚴格執行戒毒安全穩定工作定期研判和排查、防控制度,構建集預判、督導、整治為一體的安全防控管理機制,狠抓“防僥幸、防麻痹、防松懈、防厭戰”安全教育,開展“平安場所”創建、執法專項檢查、防范自然災害等活動,組織多層次、高頻度、全方位的安全督導檢查與隱患排查整治,場所持續保持安全穩定。繼續完善“391”云南戒毒模式,加大教育矯治工作體系建設、專業化隊伍建設、教育矯治制度建設,統一戒毒人員教育教材,制定診斷評估規范化考核驗收標準。推動后續照管工作站規范化運行,全省共建成照管站50個。深化電子商務和戒毒醫療社會化服務,認真落實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政策。發揮習藝勞動矯治功能,設置生產勞動技能培訓項目70余個,有序組織28352人次接受習藝勞動技能培訓,4152人接受職業技能培訓。

全省司法行政系統2017年繼續加大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行網格化管理,拓展調解領域,建立和完善了省內行政接邊地區聯防聯調工作機制,不斷健全與鄰國和周邊省份所有接邊地區的聯調協作機制,全省共建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1938個,擁有專兼職調解員6079名,著力打造“做得好、信得過、叫得響”的個人調解工作室264個。編寫發布涵蓋法律援助等八大系列的全省首批公共法律服務產品及目錄,積極探索法律援助“菜單式”供給和“訂單式”服務機制。全面推進州、縣、鄉、村四級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臺建設,建成包括129個標準化公共法律服務示范點在內的實體平臺1425個。全省共設立基層法律服務所1121個,建成各類法律援助工作站2645個,推動法律援助服務在全省14300個行政村(社區)全覆蓋,法律援助事項擴至30項,12類人群已免除經濟困難審查,覆蓋人群拓展至1014萬人。順利完成有18301人報名的2017年度國家司法考試組織實施工作,合格率為22%。

全省司法行政系統2017年還全面推進新時期法治宣傳教育的深度和廣度,制定年度全省法治宣傳教育工作要點,推動“七五”普法規劃落實。省司法廳切實履行法治宣傳教育專項組職責,加強普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協作聯動,引導和規范大眾傳媒常態化、制度化履行普法社會責任,搭建多媒體共同參與的法治宣傳教育立體平臺,建立全省普法新媒體矩陣,持續深入推動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組織完成了107.9萬人參加的2017年度全省國家工作人員在線法律知識統一考試。組織編寫云南省“七五”普法讀物《青少年學法手冊》,由省財政補助的30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投入使用。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人員的法治宣傳教育步入制度化、規范化軌道,創新開展“法律進民企、進商會、進工商聯機關”活動,推動邊民、少數民族群眾、宗教教職人員及信教群眾的法治宣傳教育,在德宏、普洱開展“法治宣傳邊關行”活動,全面推廣運用“五用”工作法開展民族地區法治宣傳教育,推動與周邊國家建立更高層次的雙邊普法協作機制。深化和拓展“法律六進”活動,大力開展法律進公交、車站、碼頭、商場、機場、地鐵等“法律新六進”活動。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廣泛開展法治單位、法治企業、法治學校等行業創建。充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引導基層群眾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黨的十九大在北京隆重召開,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由此昭示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新時期就此啟幕。黨的十九大以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更是緊緊圍繞全面依法治國總目標推進云南司法行政工作,各項工作再創佳績,為維護全省社會大局和諧穩定、促進云南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從2018年起,云南省司法廳啟動了為期3年的“萬人進千村幫萬戶”法律服務助推脫貧攻堅專項行動,全省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和5千余名律師、5千余名基層法律服務人員及司法所工作人員、3萬余名人民調解員等廣大法律服務工作者緊緊圍繞“七個百分百”和“三個決不”的工作目標,依托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借助“互聯網+法治扶貧”載體,著力發揮法律服務在預防法律糾紛、疏解法律風險、提供法律意見、解決法律難題方面的積極作用,為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提供了精準普惠、便捷優質的法律服務、法律幫助和法治保障。全省4277個貧困村有了自己的專屬“法治村長”,普遍建立了“法潤脫貧”微信群,依托“12348”云南法網等服務平臺,多渠道落實“法律援助零門檻”,多方式實現“法律服務零距離”,專項行動成效顯著。在此基礎上,省司法廳還下發通知,將2019年確定為專項行動“提質增效年”,緊盯已脫貧地區和群眾追求美好生活對法律服務的新需求,緊盯深度貧困地區和群眾對法治扶貧的最迫切需要,緊盯特殊貧困群體最急需的法律幫助,更加注重發揮律師、基層法律服務、人民調解、法律援助各條戰線的優勢,進一步找準需求、癥結和切入點,再掀專項行動新高潮。律師通過法治村長進村入戶、開展法治扶貧“微講座”、以案釋法“微講壇”、線上調解“微視頻”、村經濟實體“法治體檢”等,實現貧困地區縣、鄉、村三級法律顧問書面協議簽約率100%,村規民約合法合規審查率100%;人民調解通過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實現矛盾不上交,精準排查已脫貧地區和群眾在脫貧成效鞏固期涉及生產生活的矛盾糾紛,完善司法所、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所“三所聯建聯動”,實現貧困村(居)法律顧問覆蓋率100%;法律援助通過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全面推進,暢通綠色通道,落實應援盡援,有效解決貧困群眾法律困難,實現貧困地區縣、鄉、村三級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建成率100%,縣、鄉兩級法律服務機器人配備率100%。

2018年以來,云南公證行業按照省司法廳廳黨委的部署安排,以公證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為重點,以“放管服”改革為核心,以公證信息化建設為載體,以公證參與司法輔助試點工作為切入點,以公證質量建設為根本,以公證隊伍建設為動力,不斷提高公證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全省公證工作展現新亮點、新氣象,取得新成效,在公證辦證量、業務收費、公證參與司法輔助等方面均位居全國前列——全省公證機構辦證量連年穩步增長,近3年辦證量增長率均在10%以上,2018年共辦理各類公證事項581280件,同比增長了13.12%,同比增長率位列全國第三;業務收費再創新高,2018年云南公證收費額總計419486124.38元,同比增長了107.84%,同比增長率也位列全國第三;云南作為全國開展公證參與法院司法輔助事務省份之一,試點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充分肯定,參與試點的公證機構數量、業務量均位列全國第三。進入2019年后,云南公證行業也繼續以服務平安法治云南建設、服務民生、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主線,以深化公證體制改革機制創新為重點,以增強服務能力、提高公證質量、提升公證公信力為核心,力爭再創佳績,開創全省公證工作新局面。

2018年是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制度實施的開局之年、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首年和客觀題計算機化考試的“首考之年”,云南省司法廳強化組織領導、密切協調溝通,加強對考試工作的整體把控和協調推進,考試工作實現了“七個首次”,即省政府首次發文成立高規格考試工作領導小組;省政府首次對考試工作進行全面安排部署;首次召開由各考區“一把手”參加的考試工作專題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單位首次大規模發文對考試工作進行部署;各有關部門資源優勢首次實現有機聯動;省司法廳首次開展考前實地檢查督導,切實把考試組織實施的各項措施落實落細;首次實現考務安全管理系統、監控系統全覆蓋,為考試組織實施提供有力保障。

2018年以來,云南省社區矯正工作緊扣安全穩定這一核心任務,不斷提升社區矯正執法水平,為嚴格落實刑事執法措施,有效防控“兩類”人員重新違法犯罪,促進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邊疆和諧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制度建設方面,聯合省級政法部門下發規范社區矯正銜接配合的實施意見,從社區服刑人員日常監管、采取強制措施、收監執行以及加強執法監督等方面入手,進一步規范收監、追捕、指定收監監獄等環節的處置流程,有效預防和解決了各職能部門之間銜接配合不緊密的問題;印發社區矯正巡查工作實施意見,聯合省檢察院開展執法檢查,杜絕刑罰執行中存在的監管不到位、執法不規范、程序不嚴謹等現象。在機構建設方面,著眼于打造專業執法隊伍,在縣、鄉兩級推廣建立社區矯正大隊和中隊,已成立市級社區矯正支隊11個、縣級社區矯正大隊97個、鄉鎮社區矯正中隊971個,在全省社區矯正隊伍中統一配發制式服裝、警銜、警號和工作證,參照人民警察隊伍進行管理,在冊著裝達2670人。在業務培訓方面,大力開展以刑法、刑訴法、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等法律、規章及社區矯正工作方法、技能為主要內容的學習培訓,使基層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刑罰執行意識和規范執法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在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精心挑選社區矯正基層業務骨干參加心理輔導員能力提升培訓班,同時組織心理學專家赴各地開展心理學知識培訓,有效提高了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教育矯正工作能力。在購買服務方面,推動各地加大政府購買“公益崗”力度,合理提高薪酬待遇,切實留住專業人才,目前全省社區矯正“公益崗”人數已達1539人,與社區服刑人員比例為1:21;完善全省社會組織參與社區矯正試點工作,認真做好經驗提煉和總結推廣,推動有條件的地區將非刑罰執行類工作進行“服務外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作風建設方面,則認真組織全省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定期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六不準”警示教育活動,組織市、縣兩級社區矯正部門加強對社區矯正各個工作環節的指導和檢查,不斷改進督查方式,提高督查實效,進一步增強隊伍廉潔公正執法意識,最大限度地防止和糾正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

如今的云南省已基本形成“一條主干、四張網”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新格局,公共法律服務的總量和質量均不斷提升。目前全省16個州市、129個縣區、1005個鄉鎮和56%的村居已經建成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站)6952個,基本形成上下貫通、各有側重、功能互補、整體聯動的公共法律服務“主干線”,實現了“面對面”的實體服務。而“12348公共法律服務熱線”“12348云南法網”“云南掌上12348”微信公眾號、云嶺法務通(公共法律服務機器人)“四張網”建設也在穩步推進,其中“12348云南法網”已同中國法律服務網對接成功并實現數據交換全覆蓋,“云南掌上12348”微信公眾號讓全省各族群眾隨時隨地“一鍵”自助獲得公共法律服務,200余臺云嶺法務通(公共法律服務機器人)早已落地13個州市、60個縣區,律師業務已實現網上申請、受理、審核、審批、出證全流程在線快捷辦理,法律援助、人民調解、公證等業務也都提供了網上申請、網上預約和在線辦理等業務。結合云南省扶貧攻堅以及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網絡平臺還開通了“法律服務扶貧”“一帶一路服務”“智慧司法所”等特色專欄。自“12348云南法網”和“云南掌上12348”上線以來,累計已有113萬人次訪問云南法網和公共法律服務平臺,22萬人次進行法律咨詢、獲得法律幫助,辦理群眾法律服務事項8萬余件,出具法律咨詢意見3萬余份,群眾滿意率達92%。云南省自主開發的智能法律咨詢系統也為司法部“中國法律服務網”同時提供智能咨詢,并出具咨詢意見書超過26萬份。

2019年上半年,云南全省已建成規范化鄉鎮公共法律服務中心1202個,提前半年實現惠民工程的目標要求;已建成村居(社區)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9393個,超額完成半年目標任務,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94%,公共法律服務知曉率顯著提高。全省司法行政系統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21166件、公證事項49232件、人民調解72827件、律師服務事項31504件、司法鑒定和其他法律服務事項9086件,共辦理法律服務事項183815件,同比增長了17%,已經超額完成了全年10萬件的任務目標。同時全省共開展宣講《憲法》等普法活動16517場次,宣傳觸角向農村偏遠地區延伸,普通群眾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有效提升。全省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平臺、實體平臺、熱線平臺共提供法律咨詢1126973人次,也已超額完成全年任務目標,群眾的法治需求得到有效解答,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準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初步建立。省法律援助基金會捐贈購買以支持全省做好公共法律服務惠民工程的1000臺“云嶺法務通”(公共法律服務機器人),已有672臺已發放到16個州市、88個貧困縣和476個貧困鄉。目前全省已經實現所有貧困村法律顧問覆蓋率達100%,貧困群眾法律服務需求回應率達100%,建檔立卡貧困戶有法律援助需求時受援率達100%,貧困村、貧困戶的矛盾糾紛調處率達100%。

總之,新時期的云南司法行政系統旗幟鮮明講政治、凝心聚力干實事,萬眾一心地奮力譜寫云南司法行政改革發展和新時代法治云南新篇章。回首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年來,云南司法行政順應歷史潮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開拓創新、探索前行,深度參與和助力社會發展進程,實現了推動平安云南建設作用突出、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成果豐碩、構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功能凸顯、深化法治宣傳教育成績斐然、深化機構改革任務順利推進。相信在未來,全省司法行政系統更將堅定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信仰、信念與信心,切實發揮“一個統籌、四大職能”,推動司法行政改革向縱深發展,進一步譜寫新時代云南司法行政改革發展新篇章。【撰稿編輯 李輝】

(編輯:蔣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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